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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汪精卫的几次暗杀为何都没有成功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1-13 13:22 点击数:

  1940年3月30日,主持对日和谈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革命元老和原副总裁身份,出任代主席、行政院院长。这无论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还是在汪精卫个人政治生涯中,都是极富戏剧性的一幕。那么,汪精卫是如何走上汉奸之路的呢?

  1938年底,汪精卫脱离重庆。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明电致中央党部、蒋中正、中央执监委员等,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谈和。即人们通常所称之“艳电”。这是汪精卫“和平运动”最重要的文件。汪的“艳电”认为,日本政府12月22日的“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主权,且以日人在中国内地自由居住营业为条件,交还租借,废除治外法权,加之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国民政府应以此三点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在公开发出“艳电”的同时,汪精卫又致书中常委和国防最高会议,恳请中央采纳他的建议。“艳电”与“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两书,完整表达了汪精卫对于“议和”的理解和主张。以两书为标志,汪精卫与重庆中央公开决裂,从前追随汪精卫的政治派系也产生了分化。当陈公博等将“艳电”与“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带至香港发表时,一直追随汪精卫的顾孟余就坚决反对,与陈发生激烈争执,并致电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有百害而无一利……今既提出,应俟中央决定,不宜再在报章发表,以免公开决裂。如公开决裂,则对内、对外其影响之恶,必至不可收拾。其结果与先生所期望者,或正相反。”

  不仅顾孟余,在“艳电”发表前后及汪滞留河内期间,许多党政要人都纷纷电汪,劝其回心转意。对抗战一贯“低调”的胡适,也从纽约来电,奉劝汪精卫:“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

  汪精卫发出“艳电”,自以为说出了“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言”的话,他原本设想,只要他振臂一呼,国内主和派就会应者云集,团结在他的周围,与汪早有渊源的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司令官张发奎、云南军阀龙云,以至陈济棠、何键,就会与蒋脱离关系,参加他的构想。如果这些将领行动了,那么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各军也都会响应。如此他将能在日军占领区之外组建一个与蒋对抗的政府,并拥有独立的军队。

  但是,汪精卫没有想到,在他脱离重庆之后,这些将领全都按兵不动。一直被看作汪派要员的顾孟余、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蒋介石则一面对留在国内的“汪派”如谷正纲、谷正鼎等人,不加排斥,反而鼓励他们,勿以汪离渝之事而感到忧虑,请照常工作;一面对“汪派”和与汪素有渊源的地方实力派,表明中央处置汪精卫的决心;接着召开会议明确宣示中央坚持抗战及制裁汪精卫的态度,并在川滇两省强化抗战宣传;对与汪暗通声气之两广、四川与云贵军阀进行拉拢与监控。这一系列措施,都尽可能地减小了汪出走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艳电”发表之前,无论蒋介石,还是汪派,或是地方的亲汪势力,都主张对汪“宽留余地”。但是“艳电”公开发表之后,形势就不同了,虽然在国内汪并非没有同情者——在举手表决是否开除汪精卫党籍时,没举手的人中,有孔祥熙、陈树人、于右任。

  然而,无论是否同情汪精卫的主张,在抗战正在进行之中,汪以副总裁的身份,公开主和,违背抗战的既定国策,若不予以严厉批判与制裁,势必造成军心动摇,人心混淆。即便同情和支持议和的人,也反对汪精卫公开 发表“艳电”。1939年1月1日,中央党部在国府礼堂召开中执委员谈线人举手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会上还有人提出对汪下达通缉令,以彰国法。

  在这场全民“讨汪”运动中,许多省份都修造了汪精卫夫妇跪像。从此,汪精卫由一位元老、革命偶像,彻底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

  “艳电”无实力派响应,被中央开除党籍,国内掀起讨伐“汉奸”浪潮,这使汪精卫陷入空前的孤独和困境之中。时过境迁,当汪精卫再度回想这个在河内度过的正月时,特别强调,他脱离重庆之后,并不想反对重庆,而日本的意见,他们也不明白,近卫声明只是原则,具体方案如何进行,“完全不明了”,因此他们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把一个正月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这并非是实情。事实上,汪在河内的行动,远非消极,而其离渝的抱负,也不仅仅在发表宣言、表明立场而已。虽然汪伪政府之组织,经历各种波折与内部争议,迟至1940年3月方告成立,但早在1938年12月“艳电”发表之时,陈公博就向宋子良透露,汪宣言揭晓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随之响应,“将组织扩大傀儡政府”。

  对于“河内时期”汪本人和汪系“和平运动”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能从国民政府情报组织及军统特务的追踪记录中获得一些线索。情报的获取和利用,本身也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有些情报并不准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却往往是斗争双方获得信息并做出决断的渠道,因此生动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场”。1939年1月7日,11日,17日,国府情报组织国际研究所头目王芃生连续向蒋介石报告了汪派在香港的活动情形。

  军统特务郑介民也向蒋介石报告了汪派为 扩大“和平”运动,在香港组织机关的消息。另一位军统头目戴笠,向蒋报告了汪精卫亲信褚民谊、林柏生在沪港两地联络虞洽卿、林康侯等著名绅商,企图策动他们响应“和平”的消息。

  汪精卫在河内和香港活动的经费从何而来?据陈果夫报告,汪曾嘱咐褚民谊,向上海的外商银行提取存款,褚民谊曾由汇丰银行提出50万元、70万元两笔现金,分别汇至香港和河内,供汪派和汪精卫本人活动之用。汪的亲信高宗武、曾仲鸣曾携带30万元,收买香港及内地人员,声援汪的“和平运动”。又白崇禧得到香港探报,日本特务机关1938年12月29日拨款300万元,以汪精卫的名义存入某银行,存款收据连同函件,均秘密交由褚民谊收受,该款项为资助汪从事反战、倒蒋活动的费用,可由汪自由支配。

  汪派在河内的行动极为诡秘。汪精卫从出走的那天起,就不仅只是倡言和议,而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积极展开反蒋、活动。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发生了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枪杀案。

  河内枪杀案之后,重庆一边加紧了对汪的追踪与制裁,一边对越南、香港当局及法殖民部和英大使进行工作,设法促成越南、香港当局“坚决拒绝”对汪提供保护,或劝其离境。汪与重庆的斗争已进入你死我活的境地。严酷的“锄奸”形势,使汪精卫可以转圜的余地越来越小。无论其主观动机是否要打倒重庆,客观的对立形势已经形成——“和平运动”必然同时是分裂与反蒋运动。

  重庆对于汪“和运”中人的武力“制裁”,也在同步进行。继1939年1月林柏生在香港遭利斧袭击,3月曾仲鸣在河内遭枪杀之后,戴笠又全力展开了对包括汪本人在内的汪派各重要人物的暗杀行动。

  河内枪杀案之后,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首先将注意力放在“和运”此阶段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身上。在高宗武之外,戴笠还策划、指挥了对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林柏生、沈次高、吴启鼎、汪曼云、丁默邨、汤良礼、万里浪、李士群、陈昌祖(伪航委会主席)、郑良斌(伪外交部秘书长)等大小“汉奸”的一系列制裁行动。

  制裁汪精卫的行动,除了著名的派遣原改组派成员戴星炳(静园)打入汪伪特工集团潜伏、伺机刺汪,后暴露被杀之外,戴笠还曾试图策反李士群,借以除汪。因李之为人“有政治野心,并具侠义行为”,且汪“全仗其护卫”。后得知“李逆无反正可能”,遂决议对李也予以制裁。戴笠还曾以4万元买通汪的保镖,试图对汪进行暗杀,并嘱咐“事成后应用中华铁血锄奸团名义留字条为证,万不可用中央名义。”汪精卫在致陈璧君电文中曾特别叮嘱:“蒋严令戴笠动作,数日来乱杀人,盼妹等严防。勿出门,勿见客,出门彼必以汽车相撞,见客尤不可测,至要。”凡此都可见,汪精卫在所谓“和平运动”中的处境是极端险恶的。

  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陪护之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汉奸”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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